祖国兴盛“游子”福

我是一位老归侨，和祖辈一样，由于解放前政治腐败，工作难找，才漂洋过海出国谋生。原指望换个环境可以过好生活，但直到自己成了“华侨”之后，才深深地体会 “华侨”的辛酸。不知道的人认为南洋真的有金可掘，不久将会满载而归。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不仅很少能满载而归，而能叶落归根，重返家园的也是寥寥无几！

在国外，我们这些“寄人篱下”的华侨，以往被人称作“游子”。精神是空虚和痛苦的。工作、生活不稳定、不安全，上世纪50年代，泰国执政的銮披汶政府，曾一度对华侨很不友好，搞许多限制我们华侨的法令。如限制移民进入、关闭华侨学校，还有什么保留职业等等排华运动。连最“低级”的职业，如理发业，三轮车也不许中国人干。因为他们把华侨当作无父母的“孤儿”看待，可以任意欺凌。由此，使我们深切体会到，没有一个强盛的祖国，华侨将永远摆脱不了被歧视、受凌辱的命运。热爱祖国之心，就此油然而生。我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和许多爱国华侨一道，在新生祖国的感召下，毅然决定回来的。

我回国也有57年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展望未来，激情满怀，我曾历任过三届萧山侨联主席18年之久。由于接触“侨”、“海”的人和事较多，而这方面的亲身感受也特别深。

60年来我们国家变化最大、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二：一是经济发展神速、国力增强颇快。水涨船高，老百姓也日益得到实惠。作为归侨教师的我，更是感同身受。记得“文革”前后的约17年间，我们的工资水平一直在原地踏步，没有作过一次调整提高。78年以后，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导向下，逐步作过几次调整，“臭老九”的生活随之有了提高、改善，这为我家住房装修、家电更新换代提供了可能和现实。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但仍能真正享受到发展成果共建共享的甜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的后辈也有明显的发展变化，他们也能跟上时代步伐，创新发展自己的事业，前景较为乐观。

二是政治生态与时俱进，能日益顺应世界潮流，向着民主、法制大道迈进。众所周知，在十年动乱，极“左”思潮影响下，我们归侨比其他人多受一层“海外关系”的冤屈，审查、批斗在所难免。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同志就曾作过拨乱反正的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相信，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太多（指海外关系），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这种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中央已下了这个决心。”党中央重申了党的侨务政策，党的关怀爱护才重新温暖了我们归侨的心。

1979年，我荣幸地出席了省、市召开的两次侨代大会对我教育很深、鼓舞极大。次年我当选为县人大常委、县政协委员和出席杭州市人大代表会议。1981年底，萧山县侨联成立，我当选为主席，更使我受宠若惊，感激不尽。

记得那时我在走访归侨、侨眷当中，还了解不少人由于害怕“引火烧身”、怕惹麻烦，而不愿意暴露自己有“海外关系”的身份。这一截然相反的鲜明对比，令人感慨万千。

关于如何发挥海外侨胞的作用，邓小平还说过“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含港澳台同胞）在祖国的投资占所有外资的2/3多，成为中国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由于改革开放，我这个“孤儿”开始不“孤”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从未谋面的同胞弟妹，开始陆续回来寻根问祖，旅游探亲。光我一家亲友，就将近三十批，约有90多人次，平均每年一批三人次。他们有的来自泰国、印尼，有的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来自港澳台的就更多了。1987年开始，我自己也先后五次去过香港、澳门和泰国。这是我回国半个世纪来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

通过多次的探亲欢聚，彼此之间的情况清楚多了。弟妹们对我一家的现状感到放心；对于内地正在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倍受鼓舞。我对她（他）们关心国事、家事的亲切表现，也感到宽慰。

1998年，大妹夫祖孙三代一行八人，由千里迢迢的澳洲飞来萧山，探望我们一家，这一难能可贵的亲情和勇气，确实令人感动。尽管胞妹一家是手持澳籍护照的华人，但不论他们居住何方，在别人眼里，他们依然是中国人，在她们自己心底也依然将自己归属中国人。所以，澳洲华侨、华人普遍关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并不奇怪，他们说：“只有这样，海外的华侨、华人才有支柱和靠山。”

在萧期间，她们一行受到我市侨办、侨联领导的热情接待，她们对此礼遇，既感动又感激，她们说：“我们只是澳洲的普通平民，没想到萧山有关官员把我们当亲戚一样款待，实感荣幸！”还有一项她们留下好评的是，萧山的酒店服务和房价都比上海、苏州好，尤其服务员不收小费的风气，更是称道不已。她们说：“虽然萧山只逗留七天，但我们感到很满意、很开心；在吃、住、玩多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以后我们还想再来。”

2006年3月，正值寒冬逐渐解冻之时，我家迎来一批台湾贵宾——阔别半个多世纪的表兄夫妇一行四人。表哥比我大三岁，算起来已届耄耋，八十有六了。这次来萧，日夜飞行，诚属一项难能可贵的壮举。如果没有一定的思乡怀旧之亲情，没有一定的勇气和胆量，是不敢轻易出门上路的。她们的到来，也是我们一家喜出望外的一次盛会。

六十多年前（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们哥俩曾寄宿外公家，一起就读于松口镇上的一所中学，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往事虽已时过境迁，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表哥高中毕业后，曾先后报考过广东直接税局的税务员、广州国民大学经济学系，均因成绩优异而被录取，但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感召下，他思考再三，重做抉择，报考了“留美空军”，并从万人之中脱颖而出，被录取去了美国。数年后我也去了泰国。从此，我们哥俩各奔东西，失去联系。直到2005年初，我终于收到在台表兄寄来一帧鸡年贺卡，才开始了通信和通话，彼此之间的情况也逐渐有所了解。

人生总盼能相聚，这一心愿，彼此都有。随着年岁的增长，怀旧之情日益强烈。经过多次家庭会议，最终决定由表兄的小儿夫妇陪同双亲一起返乡祭祖、探亲。表兄来函叮嘱，要我亲自前往机场接应。他说：“我们只记得少年时期的容貌，经过跨世纪的漫长岁月，而今，日历已撕落了我们的头发、更撕皱了我们的容颜。然而我们却增添了从未谋面的年轻后辈。”由此可见他的心态平和、乐观。虽有夕阳西垂，桑榆恨晚之叹，但对未来充满憧憬，尤对我们的年轻后辈，既有希冀，更有期待。

重逢之日，天公作美，万里无云。我依约驱车前往萧山机场，顿觉老怀雀跃，心花怒放。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航班准点降临，嘉宾安抵萧山。当他们一行四人，手提行李正朝闸门走来时，我便快步上前接应。我们哥俩手紧紧相握，拥抱在一起了！千言万语难出口，没有语言，也没有欢呼，只有热泪咽哽和心跳加速。直到兄嫂拍打我们的肩膀之后，我们哥俩才如梦初醒，缓过神来。

抵萧第二天，在为嘉宾接风洗尘的酒宴上，我们两家按辈分依次入席，正好象征团圆的一打12人。几个年轻晚辈，虽是初次会晤，彼此陌生，但欢聚之后，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席间频频碰怀，相互祝福。老的有老的家常话，后生有后生的新鲜事。话题不断，欢笑洋溢，情意浓郁，气氛热烈而和谐。

通过交谈又进一步了解了表兄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留美训练时的132人中，完成毕业者只有21人，他是第一名。这一成绩令我们一家敬佩不已。他回国后即参与抗战，追敌鸭绿江边，扬威扬子江上，出生入死，上天作战403次，让我们惊叹，并为他骄傲。

表兄大加赞赏大陆的“与时俱进”，据说他与1991年曾返广东冬梅县探亲过一次，但那时并不顺畅，连在河南任教的胞弟也不敢回来跟他相会，至今心有遗憾。时隔15年再返大陆，来到萧山，景况大不相同。他感叹：“发展变化之快，出乎意料之外。”他还极力赞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倡导。对于台湾陈水扁当局用狭隘的意识形态阻挠两岸和平相处与和谐的交流，表示愤怒和不满。他和台湾多数人民一样，曾呼吁执政者能够摒弃“政治考量”，全力促成大熊猫来台，以增进两岸交流与了解。

假期所限，他们在萧逗留仅三天，来去匆匆！机场临别，表兄又一次重复这样一句话：“倘能尽快实现‘三通’，减少折腾，我们还会再来！”

以上是我亲身经历、感受最深的几件事例，也是建国60多年来的深得民心的新变化、新气象。